 全球气候谈判进展缓慢，预计COP26仍处于胶着状态

1997年第三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全球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条约，强制承诺期为2008年至2012年，美国未参与，其余发达大国均有明确的总量减排目标。2013年至2020年为《京都议定书》第二个承诺期，由于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宣布不再参加第二承诺期，第二承诺期已经没有全球减排的实质意义。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明确提出2℃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同时提出要努力实现1.5℃的目标，提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每五年提升一次。《京都议定书》第二个承诺期及《巴黎气候协定》第一个五年自主减排期都于2020年底到期，第26次联合国气候大会将于2021年11月1-12日举行，全球对于碳排放大国更具雄心的2021-2030年全球减排承诺非常期待。截至2021年2月，18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只有2个，英国和欧盟在2020年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国家自定贡献目标，其中包含大幅提高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其他主要碳排放国要么是提交的国家自定贡献目标的雄心水平增幅很低，要么是尚未提交。

 欧盟碳交易市场已经运行15年，曾因机制设计缺陷导致碳价暴跌

欧盟于2005年1月开始运行欧盟碳交易市场，它管理着31个国家的11000多家发电厂和工厂，以及600多条往返欧盟成员国的航班，覆盖了欧盟约38%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碳交易总量占世界交易总量的75%以上，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碳交易市场。它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7)为初试阶段，只覆盖来自发电厂和能源密集型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几乎所有的排放配额都是免费分配给企业；第二阶段(2008-2012)正式运行，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新加入了交易体系，新增了航空行业，免费排放配额的比例稍减至90%左右，选择性加入N2O；第三阶段（2013-2020）为机制调整阶段，拍卖是配额分配的默认做法。欧盟对于减排项目抵消比例、减排项目类型、配额发放总量等机制设计的不合理以及遭遇经济危机应急手段的缺失，导致欧盟碳交易市场配额过剩、价价格暴跌。到第二阶段结束时，市场有近20亿过剩配额，这些配额转入到了第三阶段。从2019年1月开始，欧盟市场稳定保留机制每年将减少24%的超额碳排放配额，直至2023年，在此之后降幅将收窄为每年12%，2019年底过剩量明显下降至13.85亿吨，后续将继续缩减配额价格回升。再加上绿党在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EP）选举中尤其成功，欧盟减少配额竞拍量，促使碳价快速回升。2020年虽然疫情影响，导致碳价再次出现暴跌，目前由于收紧了碳配额发放和制定了更高的自愿减排贡献目标，促使碳价逐步攀升，2021年3月在能源和股市的支撑下，由于看涨的投机情绪继续占主导地位，碳排放价格攀升至42欧元以上，几家对冲基金预计2021年EUAs将高达100欧元/吨。由于欧盟配额的过剩以及收紧CERs抵消额度限制，CERs成交额降幅明显，2008年顶峰时期，CERs成交额为219亿欧元，2019年CERs成交额仅为100万欧元，2021年后将禁止使用CERs做抵消。发延续了欧盟CDM项目开发思路，需要论证项目满足额外性的要求，但CCER项目中“额外性”论证环节一直饱受争议。另外欧盟对于一些灰色减排项目可能带来的可持续性方面的问题较为谨慎，从2013年起欧盟已经禁止大水电、HFC-23以及N2O项目产生的抵消，垃圾焚烧CDM项目成交量也较小。

 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试运行阶段预计也将处于不活跃状态

2021年1月5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配套印发了配额分配方案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意味着自2021年1月1日起，全国碳交易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2225家发电企业率先被纳入全国市场，预计头5年为我国碳交易市场搭建完善阶段。从全国碳交易市场参与主体、分配与登记、配额清缴、处罚等规定来看，基本与七大试点交易体系一脉相承，但全国碳交易体系设计相对控排企业而言更加友善，一个是规定了配额履约缺口上限，二个是处罚条款也较试点更加宽松。以2019年中国温室排放量为140亿吨为基准，假设八大高耗能行业全部纳入完毕后，可覆盖50%的全国碳排放量，那么总排放量为70亿吨，理想情况八大行业摸底的历史排放数据为60亿吨，免费配额发放为60亿吨。按照试点交易情况，假设二级现货价格为30元/吨，一级现货价格为20元/吨，二级市场配额交易量占配额发放总量的1.5%即0.9亿吨，一级市场CCER交易总量占配额发放总量的2.5%即1.5亿吨，那么一二级市场预计交易总额为57亿元。起步阶段的碳交易市场为摸石头过河阶段，设计上一般都是配额免费发放，如果没有衍生品市场，一二级现货市场成交额相对有限，预计也将处于不活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