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危机后货币财政等刺激政策都会对财富分配造成深远的影响，虽然产生的原因不同，本世纪的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都造成了经济复苏过程中，社会财富在不同财富人群之间分配的差异。由于放水政策推升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泡沫，整体来看，富人在社会财富中分配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去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上二套房和豪宅的销售强劲，两党选民的分裂，美国散户年初抱团垃圾股，都是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和阶级撕裂下的另一个镜像。 

而造成贫富分化背后深层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根本性不平等，而经济增速随着进入本轮长技术周期的末端而放缓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金融杠杆和危机后的政策刺激加速了这一过程。

全球化体系下国际分工的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分工会造成国家内部分配的失衡，这种对内的分配则会逐步的转化为民粹主义的压力，进而转为对全球化进程的阻力。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直接导致全球化的好处大多由跨国企业和精英阶级享受，而底层群众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通过财政补贴为底层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支出愈加刚性化。 

此外，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是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的手段。拜登政府将弥合正在撕裂的美国社会作为其政治纲领中很重要的一项，美国财长耶伦也在其年初的就职信中再次表达了对 K 型复苏的担忧，而对企业和富人征税是拜登政府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旨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成为其大基建计划的重要筹资来源。

资本收益避税漏洞的存在，使得最富裕阶级的缴纳税率反而低于中低收入人群。根据 Emmanuel Saez 和 Gabriel Zucman 测算 ，2018 年 400 个最富有家庭的平均有效缴税税率为 23%，相比于收入水平位于 50%分位数以下的家庭的平均有效缴税税率，低了 1.2 个百分点。因此，要真正使得加税政策能够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需要堵上资本避税的漏洞，否则最终加税的成本将大部分由中产阶级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