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不同，政府加杠杆不一定推动新兴国家长债利率下行、反而有可能引发主权信用风险。进而，在政府杠杆率上升阶段，多数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汇率、资本流动乃至输入型通胀等压力，长债利率存在上行压力。而长债利率上升等因素又会对部分新兴国家政府杠杆率形成约束，这种情况有别于发达国家。多数新兴国家政府加杠杆时并未谋长期发展，经济结构脆弱、国际竞争力不足必然导致主权信用危机不断重演。多数新兴国家在承接产业过程中过度依赖资源禀赋（无论是资本、劳动还是自然资源），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在吸引外资流入后并未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意味着两点风险：第一，一旦全球范围内出现比较优势更大的经济体国际资本大概率撤离，而自身又未形成在高附加值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难以承受风险；第二，外部流动性收紧会加速资本流出，甚至引发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都是政府过度加杠杆在先，美联储加息助推资本外流在后。多数新兴国家往往会经历“政府杠杆率上升→（美元走强）本币贬值→外资加速流出→经济滞胀→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负反馈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