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出版的2020年第11期《金融监管研究》中，中国银保监会首次给出影子银行的官方定义，并全面系统梳理影子银行规模、风险及三年治理情况与监管方向。

这份《中国影子银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到，受金融体系结构、金融深化程度以及监管政策取向等因素影响，我国影子银行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特点。第一，以银行为核心，表现为“银行的影子”；第二，以监管套利为主要目的，违法违规现象较为普遍；第三，存在刚性兑付或具有刚性兑付预期；第四，收取通道费用的盈利模式较为普遍；第五，以类贷款为主，信用风险突出。

《报告》提出了我国影子银行范围的判别标准，并按照风险程度高低，区分广义影子银行和狭义影子银行，分别确定属于其范围的业务活动。

《报告》认为，影子银行界定标准主要包括四项：一是金融信用中介活动处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信贷发放标准显著低于银行授信；二是业务结构复杂、层层嵌套和杠杆过高；三是信息披露不完整，透明度低；四是集中兑付压力大，金融体系关联性和风险传染性高。

按照上述界定标准，《报告》将我国影子银行分为广义影子银行和狭义影子银行两大类。其中，广义影子银行是基本符合四项界定标准的金融产品和活动，狭义影子银行则是其中影子银行特征更加显著、风险程度更为突出的产品和活动。

广义影子银行主要包括：银行同业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委托贷款、资金信托、信托贷款、银行理财、非股票公募基金、证券业资管、保险资管、资产证券化、非股权私募基金、网络借贷P2P机构、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的贷款，商业保理公司保理、融资担保公司在保业务、非持牌机构发放的消费贷款、地方交易所提供的债权融资计划和结构化融资产品。

在广义影子银行中，同业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同业理财和投向非标债权及资管的银行理财、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网络借贷P2P贷款和非股权私募基金的影子银行特征更为明显，风险程度更突出，属于高风险的狭义影子银行范畴。

银保监会课题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治理影子银行主要是抓住影子银行的关键。总的来说要把握几个方面，一是治理高风险机构、压降高风险，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二是治理链条长、资金空转套利、脱实向虚，通过治理让资金直达实体经济；三是治理市场秩序，净化金融市场不规范业务，遵守“有证驾驶”原则，实施一致性监管。

2017年之前，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普遍认为中国影子银行是一颗“原子弹”，一旦引爆将从根本上动摇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2017年之后，国际评价出现了彻底转变，对中国影子银行治理取得的显著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不仅确保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成为全球影子银行规模下降的主要推动力。

数据显示，自2017年开始集中整治，影子银行规模从历史高位大幅下降。截至2019年末，广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84.80万亿元，较2017年初的100.4万亿元历史峰值缩减近16万亿元。影子银行占GDP的比例从2016年底的123%下降至2019年底的86%，降幅达37个百分点。狭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39.14万亿元，较2016年底缩减了11.87万亿元。

自2017年集中整治以来，影子银行规模不仅大幅压缩，更重要的是经营开始变得规范，结构更加简化，资本拨备开始计提，系统性风险隐患大为减弱，同时也为抗击疫情、推动复工复产的各项金融政策措施腾挪出空间，特别是为逆周期宏观调控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在风险防控方面，初步建立了我国影子银行统计监测体系和认定标准，厘清了影子银行的真实规模和业务分布。通过风险排查、现场检查与监管督查，穿透识别底层资产，基本确认了风险最终承担主体。

另外，上述课题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今年受疫情影响，宏观杠杆率有所升高，这在疫情背景下有其合理性，也是逆周期调控的体现。但必须看到，高风险影子银行的规模依然持续下降，一些低风险、对实体经济支持大的影子银行规模有所升高。未来会支持合法合规、对实体经济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业务。影子银行的规模会是动态的，与经济增速、市场具体需求密切相关。

对于未来监管方向，《报告》表示，我国影子银行积累时间长，存量风险较大，相当多的金融机构仍然存在规模情结，各类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没有被真正打破，“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尚未真正建立，部分高风险影子银行可能借不当创新卷土重来。但也应看到，影子银行不会消失，将和传统金融体系长期共存，不同类型的影子银行的作用和风险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对影子银行的持续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