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一）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贫富分化加剧，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

      第一，金融危机前后，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自11.8%提高至20.6%，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第二，中国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双重挤压。第三，全球经济复苏动能偏弱，主要经济体推出货币宽松，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基尼系数从2008的0.466上升到2019年的0.48，最低20%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4%下降到2008年的3.4%和2019年的3.1%，最高20%的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43.6%上升到2008年的50%和2019年的51.9%，前5%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67年的17.2%上升到2008年的21.5%和2019年的23%。欧盟的基尼系数从2010年的0.305上升到2019年的0.307。第四，全球化整体上促进了人类福利的改进，但是却导致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和经济体利益受损。第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冲击全球价值链，降低经济效率。

（二）政治形势与国际治理体系：新兴大国崛起，全球权力从大西洋走向太平洋

      近年来，新兴国家崛起，西方相对衰落，世界正处于一个旧秩序难以为继，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半失序状态。第一，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南升北降”趋势明显，国际权力重心日益转移。第二，大国博弈更趋复杂，中美俄三国竞争与合作共存，中美贸易摩擦上升为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第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加剧社会分裂和对立。第四，地区内和国家间冲突日益激烈，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

二、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动荡，中国经济“V型”反弹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直接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全球经济短期大幅衰退，金融市场年初大跌但在流动性推升下迭创新高，实体经济与金融背离的形势加剧，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同时，疫情暴露出了美国经济金融的脆弱性、欧美自由民主与防疫的内在矛盾和中国应急公共卫生体系短板等一系列问题；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控制疫情取得经济社会恢复的先发优势，同时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结构性的改革开放加速推进使得中国经济率先“V型”反弹，增速居全球前列。一、二、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分别为-6.8%、3.2%和4.9%，且仍在恢复中，预计四季度增速能回升到正常轨道的6%。

三、展望未来，新冠疫情仅是全球经济增速中枢下滑的催化剂，2021年短暂反弹后将继续下行

      疫情扰动了全球经济运行的周期，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衰退，2021年将在四股力量推动下加速恢复：1）低基数；2）疫苗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各国（地区）重启经济；3）库存和产能周期短期反弹；4）美国拜登上台施政后，一方面从单边主义重回多边主义，削减关税，另一方面将在美国国内积极抗疫，推行财政刺激计划，有利于推动美国和全球经济恢复。

      从经济周期看，十四五期间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2021年后几大经济周期整体向下。库存周期反弹力度有限，产能周期向下，创新周期在2023年前后自衰退期进入回升初期。

四、2021年中国经济因基数低和内外需恢复而将高达9%，此后重寻“中速增长平台”，迈入“5时代”。2021年经济增速将大幅反弹，主要基于四大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因疫苗研发重大进展而有望重启；二是中国库存周期和产能周期启动；三是拜登时代抗疫、财政刺激恢复美国经济；四是低基数效应。“十四五”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下行至5%-6%。一是中国作为追赶型经济体增速换挡的客观规律。二是中国人口数量红利消失，人口危机渐近。三是新旧动能转换、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仍需时间，传统基建和房地产对增长贡献减弱。

综上，当前的世界处于存量时代的冲突，新旧秩序交替的半失序状态，呈现大变局和再平衡的特征。一是全球经济东升西降，意味着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平衡；二是欧美再工业化，从消费到生产，中国从生产到消费，意味着全球经济循环的新平衡；三是中国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模式的新平衡。

五、十四五时期全球面临三大风险：全球债务危机隐患凸显、欧盟一体化进程倒退、全球贸易摩擦升级。